此人堪称“中国的百科全书” 对中国的研究 连外国人都佩服不已

在史学家修撰历史著作时，无非有两种：其一、将其为“史实”，就是不掺杂任何主客观情感的真实纪录；其二，则是将其变为“史论”，在写历史事件时，加入一些自己的看法。可以说，在古代中国，历史学的传统主要是以历史编撰的形式建立和生长的，自西汉历史编撰者司马迁之后，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则开创了另外一种门类的事情，即：对历史编撰这项事情自己的研究，到宋代时期更是开始了以以往的历史记载为质料的针对“历史”的研究运动。

史学家王夫之的作品多为后者，王夫之注重从一个整体框架上对中国的历史举行探究，有些“溯源”的意思。而在王夫之详细的写作手法中，除了传统的分辨史料真伪、考证野史听说、总结归纳等方式外，他还使用了“移情”等研究方法。甚至，他还运用到了心理学，将历史情况与历史人物二者间的意境有机联合，为我们出现了一个纷歧样的史论作品。

明朝的覆灭与清朝的崛起，令王夫之心中发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，在朝代更替之际，王夫之意识到：写史的主要目的在于让文字能够流传后世、经世致用。在写就《读通鉴论》后，王夫之就对自己的写作初心与笔法有了一个客观认识，那就是：“编中所论，推本得失之原。”“鉴岂能为功于我哉！故论鉴者，于其得也，而必推其所以得，于其失也，而必推其所以失。

其得也，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；其失也，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，乃可为治之资”。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，王夫之找寻的是一种玄之又玄的工具，那就是：“得失的源头”。从那边获得？为什么又失去了？从那里失去？失去后又怎么获得？可以说，这就是王夫之的作品比其他史论高明的地方，也是超脱传统史学作品框架的地方。

而且，王夫之在写史时，往往会先联合自己的看法首先提出问题，然后，就这一问题从“方”与“体”两个方面来论述看法。万事皆有“方”与“体”，这是王夫之对事物总结出的运动纪律，二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，亦或是因果关系。“道”则是王夫之对世间万物的最高认识，“道”并没有形象的表达，在王夫之作品中某些“道”可能是原理，而有些地方的“道”又可能是道德，某些地方又指代了某些自然界的纪律，另有些则代表了对事物的正确认知等等。

没有规则不成周遭，在王夫之的文字世界中，“体”、“方”、“道”就是规则与纪律。其实，纵观王夫之的史学作品，都脱不出“协同统一”的整体观，然后，再凭据“引而伸之，浚而求之，博而证之”逐步将要表达的看法细化。

杂乱无章的历史就像是一团乱麻，王夫之的方法就是找出针线，将着团乱麻梳理成协调统一的整体。王夫之的作品《黄书》与《噩梦》，总字数不到三万，却席卷了大明王朝几百年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内容。王夫之本人说过：“为了论述人物事件的得失，必须从基础上剖析明朝，分析明朝，不能从单一事件上就事论事。”见微知著，由著至微，可以说，王夫之的史学作品就像是席卷了中国古代史一样。

在统一原则后，王夫之对历史事务的分门别类也十分考究，例如：将同样的事件、同样的人、同样的制度平分到一类中论述。例如：王夫之将帝王、大臣、孔孟周公划分到同一大类中，在这个大类中，唐太宗、华文帝、汉景帝三位类似的天子被归为一小类。

而且，王莽、曹操这样的统治者也被归为一小类，盗贼与异族侵略者再被归为一小类：“萧、曹、房、杜之治也；刘向、朱云、李固、杜乔、张九龄、陆贽之贞也；孔融、王经、段秀实之烈也… …华文景光武、唐太宗之安宁天下也。”前文我们说过，王夫之的史学作品中不乏心理学剖析，那是因为：“治之所资者，一心而已矣… …设身于古之时势，为己之所躬逢；研虑于古之谋为，为己之所身任。取昔人宗社之安危，代为之忧患，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；取古昔民情之利病，代为之斟酌，现在之兴利除害者在矣。得可资，失亦可资也；同可资，异亦可资也。

故治之所资，惟在一心，而史特其鉴也。”研究史学，不能将自己置身事外，要设身处地的站在昔人的角度思考，让二者之间“心意相通”。这样才气让自己的认知与昔人平等，与历史的客观存在不约而同。

后人与昔人站在差别的历史节点上，所处的社会情况、文化情况、社会经济水平、人的价值观都存在差异。所以，只有融入到历史世界中，才气正确的评价历史的人和事，这样才气从中取得收获。

清代学者刘献廷称：“王夫之学无所不窥，于《六经》皆有说明。洞庭之南，天地元气，圣贤学脉，仅此一线。

”前苏联人弗·格·布洛夫则称：研究王夫之的著作是有着重要意义的，因为，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生长的最高阶段… …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”。参考资料：【《衡阳县志·王夫之列传》、《清代七百名人传·王夫之》、《王夫之的故宅》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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